“中国特色”话语的提出及其历史演进

2012-05-15 10:50:40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吴 永

  [摘要] “中国特色”话语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产物,是近代中西文化交锋所衍生出来的思想文化符号。“中国特色”话语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之后转向社会政治视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成为当代中国具有核心价值的基本政治话语。

  [关键词] “中国特色”;  话语;  历史文化;  中国化

  [作者简介] 吴 永(1974- )男,安徽蚌埠人,史学博士,中共陕西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师。

  作为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表达,“中国特色”话语以深刻的内涵和强大的统摄力彰显其非凡价值。

  一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多次受到异族文化的挑战。但入主中国的印度佛教、阿拉伯伊斯兰教、罗马天主教等,无一能够占据支配地位。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限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向内磁化特征和非向外扩张特征,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超稳定性。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眼里,彼时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一切外族的文化无非是夷狄蛮邦的“特色文化”。

  坚持以中国为本位,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反对用异质文化改变中国文化。正所谓不与夷狄主中国,不与夷狄执中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1]。夷夏之辩说,具有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从历史的演变看,其终极价值目标却是用仁义道德和礼仪文教整合天下秩序。它不是种族偏见,更非种族歧视。它是一种文化评估、一种道德立场。在吸纳和消弭外族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铸就了统摄性,彰显了与众不同的普世价值。

  在古代社会,中国文化一直被东亚文化圈内的其他文化视为标本,本身毋须刻意标榜“中国特色”。然而,鸦片战争打破了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格局和秩序。中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被迫屈从于西方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也渐失话语权,沦为西方列强话语霸权之下的“他者”。西方国家对中国叙事话语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把中国塑造成与西方对立并低于自身的文化影像,以此来确定自身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与权力秩序。其时的中国文化,已经被解构的残破不全,毫无文明进步可言。从这一点来看,鸦片战争与其说是商业战争,不如说是真正的文化战争。商业利益可以失而复得,文化一旦破产,极有可能导致民族心理的整体瓦解或民族精神的全面崩溃。于是,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的自信与自尊,就成为中国先觉的近代知识分子(首先是士大夫阶层试图从古老的文化体制内寻求支撑)的迫切愿望。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话语开始浮现出来,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界和思维。

  二

  最先触及“中国特色”话语的是洋务派。他们从文化的视角探讨以中国本位文化应对西方近世文化的挑战。在眷恋本国文化的同时,洋务派的思想家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继冯桂芬提出大胆的文化命题——“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以后,洋务派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多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言论,刻意保持“中学”的主体地位,基本上承继了“夷夏之辩”的精髓。“夷夏之辩”强调文明的整体程度。华夷之辨,不在地之内外,系于礼之有无。“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3-1]。而“中体西用”以二分法的形式,把整个文化分为中国的和西方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在这样两种截然异质的文化中,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要胜于西方,西方文化的物质技术则优于中国。“中体西用”力图显示和保存中国文化的“中国特色”,但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华夏文化在“夷夏之辩”中的主导地位,为西方文化的引进开辟了道路。“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反映了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之下的调和形态。它是“道”、“学”、“治”的结合,是“变法自强”的方略,是“兴西学”的文化规范和保中学的政治纲领。应该说,这是当时国内最为务实、最为开明、最具文化意义和哲学意义的“中国特色”话语表达。

  洋务派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试图从政治发展的视角运用“中国特色”话语。在继承洋务派思想文化遗产的同时,改良派批判地改造“中体西用”。他们力主“君民共主”这一“中国特色”的政制创新方案。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说:“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长安久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3-2]。其他早期维新思想家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等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认识。在他们看来,不能接受西方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因为,这种制度带来“权偏于下”,甚至使“政柄在贫贱愚民”之手。“权不一而志不齐”,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分裂[4]。在他们看来,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因为,这种制度又“君权过轻”,置君如弈棋,可以随意摆布,甚至被废黜,终将造成权臣武将彼此相攻,天下大乱[5]。经过斟酌变通之后提出的“君民共主”制度,或许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存在的价值。羡慕西方国家民权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期改良派人士,也看到“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6]民权仍旧附着于君权。改良派陷入宣传上激进、行动上软弱的矛盾之中。迁就君权,埋下了专制复活的隐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接触西方民主思想,主要是通过改良派的二手传递。人们在理解、欣赏、接受民主思想的同时,难免认为专制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从而默认它的存在。这样就给民主思想的深化设置了无形的障碍,成为后来的改革者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问题。“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7]的基本政治背景,使得“君民共主”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不可能得到践行。

  辛亥革命之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第一次将“中国特色”话语运用到政治实践。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将民族、民权和民生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刻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及民族社会的未来走向。他主张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起来,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为此,在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思想的同时,他创立了“五权宪法”,采用国外现行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再加上中国固有的考试权与监察权的两权独立,组成五权分立的政府,以便国家实现民有、民治、民享[8-1]。在孙中山看来,考试制度体现平等,可以避免“滥选”和“谋私”;“独立”的监察制度“最为公允”,可以促进廉政和高效。把“外国的规制”与“本国原有的规制”“融合”起来,能够“在我们的共和政治中复活这些优良制度,分立五权,创立各国至今所未有的政治学说。”[9]中国今日的政治改革,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必须重新想办法。这就是“权”与“能”要分别的道理[8-2]。五权分立模式是要超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解决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权威流失等实际问题。其实质是主张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实事求是地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中国特色”话语的使用,一定程度地缓和了中西文化之间的冲突,把近代中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贯穿到现代化的指向上来。然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破产,证明这些话语与“中体西用”、“君民共主”,同样都是软弱无力的。

  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源于对西方近世文化的钦慕和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失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发出强烈的反传统情绪,意欲用西方文化代替或者再造中国文化。受此“全盘西化”思潮影响,“中国特色”话语一度遭受冷落。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我国以后,包括陈独秀、陈望道等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转向马克思主义。这预示着无产阶级将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马克思主义话语将影响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为“中国特色”话语的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成功地使用“中国特色”话语的典范。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实现社会主义并无异议,但对于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实现社会主义,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主要表现为选择革命道路的3种意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二次革命论”,以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为代表的“一次革命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一次革命论”简单地把中国革命比附于俄国革命,夸大中国的资本主义成分,试图用社会主义革命解决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二次革命论”看到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不足,冀图用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物质基础。之后,无产阶级再以和平的方式夺取政权。以上两种理论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脱离了中国国情,因而被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是错误的。

  “新民主主义论”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同时也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不能走俄国式的道路,只能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这是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革命道路。在这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运动中,“新民主主义”话语的运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涵上,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本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必须废止洋八股,必须休止教条主义,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彰显“中国特色”。在毛泽东看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离开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就是能够成功地解决近代中国革命问题的毛泽东思想。这也是近代中国使用“中国特色”话语以来,第一次将西方文化成功地嫁接于中国。

  在当代,理论规范和实际运用“中国特色”话语,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长期参照苏联模式,始终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但他本人只是短暂地指导过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实践已经证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适合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成为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思考上述问题,使“中国特色”话语再次得到重视和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正确应用“中国特色”话语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此,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1],认为各国情况不同,政策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1-2]。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公开表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3]。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外国的东西只能借鉴,不能照搬。在邓小平看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1-4]。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的社会形态。然而,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还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中国这个欠发达的国家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思路是,依托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探索带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运用比较和“拿来”的办法,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1-5],以壮大社会主义的力量。这样看来,“中国特色”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和策略,更是社会主义发展寻求理论突破的有益尝试。自党的十三大至党的十七大,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真实性和有效性也为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所不断证明。至此,“中国特色”完成了从最初的文化话语到当代中国具有核心价值的政治哲学话语的转变,并且被广泛运用到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四

  “中国特色”话语在当代中国的广泛流行,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世俗社会,都显示超强的统摄力。综观我们今天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无不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呈现出繁荣景象,在世界舞台上彰显出个性和活力。强调“中国特色”,弘扬民族个性,主张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是尊重历史和现实的正确选择。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12]“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3]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政治哲学和社会文化的一个用语,运用“中国特色”话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讲求原则。否则,就会被错用、被滥用,甚至被庸俗化。当前,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所谓“改革”,往往冠冕堂皇地自称是“中国特色”,一些庸俗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经常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些半公开的违法犯罪活动,也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这些都不能、也不应该进入“中国特色”话语的运用范围。对此,理论界和学术界应该从正面多加宣传和引导,以便让广大民众能够真正地理解和接受“中国特色”话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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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清]冯桂芬.校邠庐抗议[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7.

  [3] [清]王  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245[-1],19[-2].

  [4] [清]薛福成.光绪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日记[Z]//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05.

  [5] [清]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211.

  [6] [清]康有为.春秋总义[Z]//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665.

  [7] [清]梁启超. 论立法权[Z]//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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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C]//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213[-2],210[-3],225[-4],373[-5].

  [12] 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04-23,(1).

  [1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江泽民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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